纪念《美术》创刊60周年座谈会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展望未来

 
2010年，作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刊物，《美术》杂志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60年来，《美术》杂志见证了新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她不仅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而且肩负着传播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以及引导美术创作方向的任务，这本与共和国同行的刊物不仅是讨论当代中国美术理论问题的阵地，更是党和画家、读者间的沟通桥梁。为纪念《美术》杂志伴随共和国走过曲折而光辉的历程，3月25日上午9时，纪念《美术》创刊60周年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冯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美术》杂志编委以及部分在京理论家出席了座谈会。会议由《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主持。
（王文章与冯远讲话全文另发。）
 
只有研究艺术本体问题，艺术才能发展
靳尚谊（中国美协名誉主席）：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美术界首先关注的是普及工作。当时《美术》杂志很活跃，没有过多的批判，而是多家立言，各种观点都可以发表。我国近30年或者6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每个时期探讨的问题不一样，某些时期的争论也很激烈，这很正常也很自然。我不主张用现代的观点说哪个时候什么对，什么不对。作为任何刊物在任何时代，都与所在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除了“文革”是个错误，每个时期做法很难说是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办刊得根据时代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来决定发表什么。中国社会近百年来，是一个革命和改革的时代，并非一个稳定发展经济的时代。尤其在革命时代，思维方式是由革命思维、政治思维主导的，在学术领域也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
西方因为比我们提前进入现代社会，而比较早地习惯用学术思维研究学术，而非以政治思维，所以他们研究学术本体问题比较多。而目前发表的文章中有一些文章是刚刚开始摆脱政治思维的角度，一些还没有。当下的《美术》杂志不但要遵从党的文艺方针，并且要坚持下去，但应清楚的是党的文艺方针并没有限制研究艺术本体问题，只有研究艺术本体问题，艺术才能发展。希望我们的《美术》杂志和其他有关艺术的杂志能在艺术评论上，从艺术本体与艺术品的好坏来评论，在发展艺评的同时促进我们的创作。
 
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考验
刘大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在纪念《美术》杂志创刊60周年之际，首先要向为这本杂志做出贡献的历届主编、副主编、各位老编辑，表示真诚的敬意。《美术》杂志伴随新中国美术一同成长、发展与繁荣，为新中国的美术发展繁荣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她为我们传播美术信息，展示国内外美术动态，关注美术界重大问题，介绍美术家，为青年美术家的研究与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学术平台。
我最早接触《美术》杂志从上中学时就开始了。从中学到大学，图书馆里的《美术》杂志在同学们手中争相传阅，封面几乎都磨坏了，可见她的受欢迎程度。在当时，那基本上是唯一了解全国甚至世界美术动态的渠道。没想到几十年后，自己能够到美协工作和《美术》杂志联系在一起，一起参与到《美术》杂志的工作当中。
《美术》杂志作为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始终坚持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关注各种艺术风格的探索、研究，以开放的姿态和宽广的胸怀为美术界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一个非常宽松的学术平台。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各种美术刊物、媒体如雨后春笋，《美术》杂志如何在纷繁的现状中体现自己的办刊特色，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更多考验，《美术》杂志肩上的担子会更重，任务也更艰巨。祝《美术》杂志越办越好，在今后发挥更大作用。
 
创刊60年是一个新的起点
吴长江（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作为中国美协机关刊物，美术界的学术核心期刊之一，《美术》杂志一贯注重把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尊重艺术发展的规律作为办刊的中心思想，积极围绕美协的中心工作展开学术宣传，树立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窗口形象。创刊60年来，与党的美术事业同发展，与广大美术家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始终站在学术前沿，把握时代脉搏，引领发展趋势，倡导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术事业健康和谐发展。
2008年中国美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提出了“熔铸国家气派，塑造国家形象”的发展战略，《美术》杂志也围绕会议的精神，在分党组的直接领导下顺利完成了改版，明确提出了16字办刊方针“国家水平、民族特色、见证当代、写进历史”，为此将栏目整合为“关注”、“美术家”、“美术学”、“国外视线”、“美术馆建设”、“教学研究”、“当月简讯”七个板块，其中再设若干子栏目，改版后的栏目设置较充分地体现了政策性、学术性、动态性，杂志不间断地进行20世纪美术大家的研究，重视中青年美术家的推荐，并在“美术学”栏目开设 “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美术60年”、“熔铸中国气派，塑造国家形象”等理论专题的讨论。近年来《美术》杂志注重建立、健全严谨的编审程序和科学的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办刊质量。改版后的杂志无论在坚持党的方针政策上，还是在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准和文字质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改进，受到了读者欢迎。创刊60年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为《美术》杂志的繁荣发展不懈努力。
 
真正体现国家水准和民族特色的一本杂志
王明明（中国美协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美术》是中国美术界一份最重要的刊物，是与中国广大的美术爱好者与美术工作者情感联系最为密切的一本杂志；是始终最受关注的一本杂志，是真正体现国家水准和民族特色的一本杂志。《美术》1950年创刊以来，与新中国同步成长，记录着新中国美术事业成长与发展的全部过程。《美术》发展和记录的历史就是新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历史。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美术》杂志作为党和国家指导全国美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宣传阵地，积极宣传党的文艺思想、方针和政策，大力介绍中国美术的优秀传统，积极介绍国外的优秀美术作品、美术家及文艺思想，为推动新中国美术的普及和提高，为广大美术工作者学习和借鉴各方面的优秀经验，开阔艺术视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新时期以来，《美术》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以更加宽阔和包容的学术胸襟和视野，积极介绍国内外具有新思想和新成果的美术创作，大力介绍和推动青年美术家的成长，引导中国美术向更加开放和成熟的方向发展，为新时期中国美术发展的再度活跃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美术》走过的60年，是光荣的60年，也是不平坦的60年，是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引领中国美术不断前进的60年，也是坚持学术探索、探求真知的60年。我们相信，在几代《美术》杂志人不懈努力的基础上，《美术》杂志会为弘扬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大力推进民族的艺术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中国美术家“案头清供”的一本刊物
刘健（中国美协秘书长）：《美术》杂志成长的历史本身就是新中国美术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与标志。她的诞生恰逢新中国美术刚刚起步，承载着一代美术领军人物的理想与追求，同时也饱含着全中国美术家的殷切期待，是建国初期文化事业中的一朵奇葩，同时更成为新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符号，在中国广大美术家心目中，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我们这一代，都曾受到《美术》的熏陶与感染，在她60岁生日之时，我除了要表示祝贺，更想表达的是敬意。这里不仅仅是对在《美术》工作、奋斗过的几代人的奉献与辛劳的敬意，还有对她为中国美术事业发展成就的见证并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致以深深的敬意。
《美术》杂志在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美术》更加显示出新的时代气息，在精神性、包容性和多样化方面体现得十分充分，取向十分鲜明。作为中国美术家喜爱的一本刊物，很多人把《美术》视为学习与研究的“案头清供”，希望能从中更多地获取国家美术综合信息，能第一时间比较全面地掌握到国内外重要的美术动态，以及当下值得关注的思潮与取向。《美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世事变幻，风雨兼程，她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内涵、学术传统、专业特色与办刊经验会令她更加从容坚定、兼容并蓄。我们期待《美术》杂志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更多思考未来的发展，不负全国美术家的信任与期待。
 
 
 
要正确对待西方现代派美术
力群（原中国文联委员、《美术》杂志副主编）：《美术》杂志创刊60周年了，我深表庆贺。《美术》杂志办得好坏对全国的美术事业影响很大，如何对待西欧现代派美术作品的问题很重要。
我们要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对于西欧现代派作品，既不能闭关自守，又不能任其自由泛滥，给中国美术造成不良影响。我觉得在对待西欧现代派美术作品的问题上不能忘记我们的美术应有中国特色，因为这是正确对待西欧现代派美术需要注意的一个大问题。请不要忘记江泽民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如果丧失自已的创造能力，盲目崇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结果只能是亦步亦趋，变成人家的附庸。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要独立，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植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立身之法。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这一段话讲得非常精彩，也正是对于那些主张“全盘西化”者的正确批评。
 
办好《美术》杂志是中国美协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王琦（中国美协顾问，原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在《美术》创刊60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以一个老读者、撰稿人、编辑、顾问的身份，表示由衷的祝贺。《美术》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她的作用和影响是别的刊物不可取代的。她的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传播美协的工作信息，报道全国各地的美术动态，研究当前美术界出现的热点问题，促进美术创作的繁荣提高，推动美术理论批评的发展，发展和培育美术界新生力量的成长。60年来，《美术》杂志经历了风风雨雨，在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充分肯定，令人感到十分欣慰。
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证明，只要我们严格地按照党的文艺方针办事，认真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精神，又能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我们的刊物就会办得有声有色，就会拥有广大的读者。反之，刊物便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出现或“左”或“右”的偏差，就会削弱刊物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
现在我们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的繁荣，都给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美术》杂志应抓住这样的机遇，积极地配合美协的全局工作，牢牢地把握住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更好地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此外，要实施“开门办刊”的办法，经常派人深入到各地进行调研，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使刊物能成为美术家的喉舌，让大家能听到群众的呼声。
记得十多年前我在美协主持日常工作时，一位领导同志曾经对我说过：“办好《美术》杂志，是美协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至今仍然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
 
最主要的是人品，是尽职的精神
邵大箴（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原《美术》杂志主编）：我和《美术》杂志的渊源比较早，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读《美术》杂志，留苏期间就在《美术》杂志发表文章。后因江丰、王琦、华君武等先生的推荐，我在1984年兼任《美术》杂志工作，1985年作为《美术》杂志主编，接触到很多《美术》杂志编辑。不论工作还是事业，几位老编辑对我帮助、影响都很大。我认为做编辑人、报人，最主要是人品，是尽职的精神。一方面要看工作能力，另外还必须注重工作的热情和献身精神。
《美术》必须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很微妙、很复杂的问题，或左或右，在所难免，更要求我们不断提高对党的文艺方针正确的领会能力。老主编王朝闻先生做得相当好，虽然不可能不受到当时的政策偏差的影响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是那种形势下不可能不发表，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总的来说，王朝闻先生领导的《美术》杂志还是比较温和的，绝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他的风范很值得我们学习。
《美术》杂志这几年办得很好，不断有所进步。现在办杂志太难，上世纪80年代发行量一度达到十几万份，后来一年比一年减少，因为同类杂志越来越多。这个刊物要吸引青年人很不容易，不仅是《美术》杂志、《美术观察》，像其他的美术类杂志，都有这个问题。《美术》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文章几年来格调在提高，水平在提高，有一些不足确实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比如现在组一篇好稿子很难，不但稿费低，而且内容还不能“出格”，所以不太愿意专门给这个杂志写稿，包括我在内也感觉到很惭愧。我希望《美术》杂志继续按照党的文艺方针，解放思想，把杂志办得更好，吸引更多的读者。
 
《美术》成了我们手不释卷的教科书
华夏（原《美术》杂志主编）：《美术》杂志之所以被认为是“创刊最早，最有影响力的美术期刊”，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性质有直接关系。她是紧随着中国美协的诞生而诞生，因而是新中国最早出现的美术期刊；又由于她发表的，作为示范或交流的美术作品，以及指导创作（或争鸣）的文稿，大多出自高水平或最高水平的专家、学者之手，就使她能为全国美术家、美术工作者所热爱，从而也最有影响。
解放初期，一般美术家与美术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创作适应新中国需要的美术作品和怎样学习新的美术理论的问题，在此情况下，《美术》所发表的美术作品、美术知识与理论文稿，恰好就是为适应这方面的需要来安排，所以为广大读者所热爱。那时我与周围的同行们都是以创作与评论为主要学习任务的青年美术工作者，面临的困难就是不懂得怎样使我们的学习更加符合新中国的需要，迫切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学习、补充。所以当我们发现《美术》所发表的内容恰好很符合我们的要求以后，她就成了我们手不释卷的教科书。我们每个月几乎都是数着日子地等待她的到来；只要她一来，大家就轮着看。在这以后，我们的学习心得逐渐在工作上有所体现。再过一个时期以后，我们创作的歌颂新中国与人民的新年画被接收出版，有的还得了奖。与此同时，有些同志还写起了美术评论文章，走进了美术评论工作的行列。回想起来，这种成果的得来，与所受的《美术》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编辑部是一个大课堂
李松（原《美术》杂志主编）：纪念《美术》创刊60周年，我特别怀念老主编王朝闻，他写文章总是反反复复地修改，每遍都改得满篇红，直到要付印才罢手。我没见过还有谁是如此对待写作的。我怀念和我们一同共过事，如今已不在的老朋友何溶、陈伯萍、程之的、王树村、曾景初、沈承宽、高焰、马克、彭综岐、傅春芳、富源等老朋友，也忘不掉老主编华君武和我们一起下印刷厂、排铅字，不能忘记在办刊艰难时刻，王琦、邵大箴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上世纪80年代，由于经济原因，出版社不再接手，几乎停刊，是邵大箴和周昭坎骑着自行车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跑，终于解决了自办出版发行的问题。我们有过很多有学识有经验的老编辑，像力群、葛路、黎朗等，对刊物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
众人拾柴火焰高，历年来参加《美术》编辑工作的除正式编辑之外，还有许多从各地请来的志愿者，像周韶华、王观泉、刘纲纪、陈兆复、程征、万青力、毕克官、晨朋、贾方舟、彭德、钟乐英等人，他们之中有画家、学者、教授，在编辑部没有特殊报酬，住的是编辑部的木板床，吃的是单位的大锅饭，在版面上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然而他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编辑部是一个大课堂，老编辑的言传身教、年轻人的敏锐和勇敢闯荡精神，使刊物充满活力。我从中体会特别深的是大家对于理论工作的严肃性和敏锐性，在思想交锋中的原则精神，敢批逆鳞，折冲樽俎，当连环画《枫》受到批评，那期《连环画报》几乎被收回之时，何溶挺身而出，发表长文予以支持。80年代初，两岸关系尚未解冻之时，吴步乃在《美术》介绍台湾和海外美术家，甚至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来调查背景，丁永道每次审稿都写下几百字的修改意见，这都是很好的传统作风，值得发扬。
 
“不实之词”，不要再传播
丁永道（原《美术》杂志副主编）：60周年纪念是指《人民美术》1950年创刊，双月刊，只出了6期就停了。《人民美术》与美术杂志的关系，犹如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与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关系。1953年10月第二次文代会后筹备各个“家协会”，1954年成立，同时一批协会的刊物，包括《美术》创刊。直到1966年5月“文大革”中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搞运动”不断，所有报刊杂志都配合“运动”展开批判，其中散布了大量“不实之词”，伤害同志，搞乱了历史。《美术》也一样。作为工作的一员，当时不能认识真相，但也是心情复杂的；今天回忆，更是沉重的，有负债感。到上世纪80年代，平反冤假错案、包括“右派”改正，都有一句话：推翻一切不实之词。这话非常好，但只是笼统一句，都有哪些“不实”，并没能指明，更没能像当初大肆批判的声势那样一一洗刷澄清。这样，许多同志“帽子”是不再戴了，具体“罪行”仍还背着卸不下来。比如江丰同志，美术界最大的“右派”，在改正并重任领导工作后，有位老画家给《美术》写信宣称：江丰同志改正“右派”他支持，但江“消灭中国画”他要坚决斗争到底！我们回信说明这是不实之词。但我们只能这样个别回信来澄清。运动声势大，散布“不实之词”早已成了气候，一些同志尤其比较年轻的同志已陷入其中信以为实不能自拔，也不知道应当自拔，到现在也还有人认为“江丰消灭中国画”，或至少也总是仇视中国画的。还有文章更有新发现，说当年鲁艺课程中没有中国画，可见从延安时起江丰同志便轻视中国画。（我不知鲁艺有没有油画课，恐很难有。我知道冼星海在全边区找不出一架钢琴，鲁艺必定没有钢琴课。能不能说鲁艺轻视油画、钢琴？）像这样，“不实之词”已经成了一副有色眼镜，误导他“创造性”地去曲解历史。“曾参杀人”，是可畏的，因而，再不要去散布那些“不实之词”的影响了，刊登文章要把关。这不仅是帮助那些仍背着不实罪状的同志彻底昭雪，更是为了澄清历史。
 
“老店家风”是什么
吴步乃（原《美术》杂志副主编）：今天来见到编辑部的一个个充满朝气的青年同志感到很高兴，刊物也变成豪华的大本。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比我们干得好！要说什么是《美术》的传统，“老店家风”是什么，我想在我工作期间是“比较突出政治”这几个字。成败得失、优势劣势，都由此而来。因为《美术》的定位是机关刊物（不是一般学术刊物），她要担负国家意志使命的传达（当然是艺术的方式，不是照本宣科、很生硬的方式），要开展是其是、非其非的批判或扶持，也要有统战团结的任务。注重“政治”应是对每位编辑的基本要求。过去重视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敌友意识、爱国主义等等的养成，这个传统今天既不能丢掉，也不要淡化。
还有几点问题想说一说。时事政治讽刺漫画消失了，包容进所谓“动漫”中去了，这真是自毁长城。上海一位作家曾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国漫画”，可见他对漫画的战斗功绩历史、艺术价值的珍视和敬重。不能用“建构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去解释漫画衰落的原因，有漫画不是更可促和谐吗？现在新古典主义安格尔式、月份牌式趣味的新红光亮成为流行时尚，纷纷用投影机放照片画照片。这恐怕是一种低级趣味的倒退。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有些作品和作者的创作谈，值得认真讨论、分析一下，可能会对创作有益处。
 
联系美术家，为美术家（和美术爱好者）服务
叶毓中（原《美术》杂志主编）：《美术》就是美。这是创刊之初，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后来，学美术，又在《美术》与同事们一起工作，再到现今，当初的印象依旧在。
60年，她的影响和应有的位置是成比例的，时间是检验实践的标准。
《美术》在新中国美术发展中作用，和在《美术》工作的同事们的辛勤编辑分不开，人少，工作量大，成绩斐然，是不断的积累，只要工作就有成绩，何况是辛勤的工作！
《美术》是与共和国的发展、繁荣同步的。她是美术这个门类的刊物，联系美术家，为美术家（和美术爱好者）服务，一直是她的宗旨。
值此《美术》创刊60年之际，编者、作者、读者共同为她祝福，《美术》一定更美。
 
《美术》是美术家和广大美术爱好者的“公器”
夏硕琦（原《美术》杂志副主编）：《美术》在新中国美术发展中起到了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堪称一部原生态的中国当代美术史，为当代美术史的书写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素材。《美术》是美术家和广大美术爱好者的刊物，是人民的“公器”。为人民服务应是崇高的、一以贯之的办刊宗旨。尊重艺术，尊重学术，维护艺术与学术的尊严，维护学术民主、学术平等与海内外美术家的广泛团结，应是她的人文品格和学术道德底线。按照艺术规律、学术规律办事应是她不倦的追求。做好人民的公仆，是编辑的天职。在《美术》办刊的过程中，何时这些方面做得较好，就有利于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而哪些时候长官意志或个人私欲膨胀，异化“公器”为“私具”，“公仆”要坐“轿子”，就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美术》应在继续深入研究本民族文化，关注国际多民族文化的同时，坚定不移地立足时代现实生活，旗帜鲜明地提倡、鼓励民族性与时代性完美结合的、富有创造精神的当代艺术。唯此，传统之河才能澎湃奔腾，时代的审美创造才能继往开来、攀登新高峰。长期以来已习惯于以西方的美学术语、概念范畴作为价值尺度来评价我们的美术创作，这种现象应该改变。在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潮中，我们应以传统美学为主体，主动吸纳西方美学的优秀成果，勇于理论创新，以建构民族的现代的新的理论和价值体系。要高扬美术家的文化自觉与人文关怀精神，自觉维护、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振兴；自觉关注民族和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自觉参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构。斯任重大，责无旁贷。
 
尊重艺术规律，崇尚真善美统一的审美理想
王仲（原《美术》杂志主编）：《美术》杂志创刊60周年了，一路阴晴冷暖、峰回路转走来，其办刊的主流倾向基本上还是：尊重艺术规律，崇尚真善美统一的审美理想。
《美术》杂志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她不是一本小圈子同仁的沙龙刊物，而是一本面向全国美术家的具有导向作用的国家刊物，她负有引导和推动中国美术健康向上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其实，《美术》杂志的名称已经决定了她自身的性质。《美术》，美术。自然是既要追求“美”（审美理想）又要追求“术”（艺术规律）的，无“美”无“术”，就不是“美术”，也不是《美术》杂志了。《美术》杂志要引导中国美术家去学习、钻研、实践艺术规律，全身心地到生活中去深入发掘新的真善美，进而努力去创作不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美术》杂志开展的理论研究，也要围绕“美”和“术”的真实艺术问题来生动活泼地展开，而不应该把精力无益地浪费在与“美”和“术”无关的各种虚假艺术问题上。广大艺术家希望从理论家那里获得的是“心明眼亮手灵动”和“对艺术前景的信心”，而不是“一头雾水”、“下笔不知所措”和“对艺术未来的绝望”。《美术》杂志是干什么的？说到底，《美术》杂志是为“出人才”、“出精品”（出对中国文化建设和人类文化建设有积极作用的精品力作）服务的。“出人才”、“出精品”是中国美协和《美术》杂志的根本历史任务。
 
绝不是无原则胡乱吹捧的阵地，也不是赢利的工具
李树声（中央美院教授）：我国最早以“美术”命名的杂志是1918年11月上海美专创办的《美术杂志》，其后是1920年北大画法研究会创办的《绘学杂志》，这些刊物的诞生都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的，是为了推动五四新美术运动做出贡献，但是刊物的寿命都不长，三四期也就寿终正寝了。开创了办刊风气以后，各种美术刊物就不断接踵而来，其中孙福熙主编的《艺风》杂志坚持的时间最长，前后出了29期。
《美术》虽然是一本刊物，但她是把握新美术发展方向的一面旗帜，她肯定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都应该是旗帜鲜明的，是有立场、有主张，能够帮助全国美术工作者解决头脑中存在的问题，是提高他们艺术素质的良师益友。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她不同于美术同类刊物，她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引领大家前进的指路明灯。她绝不是无原则胡乱吹捧的阵地，也不是赢利的工具，她应该有眼光地扶植新生一代，她也应该褒奖每一位有成就的作者。不论中央和地方一视同仁的，凡是典型事例都应见于刊物。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也要批评，不能仅做综合报道，应该有理论、有分折地指明是非功过，应该看到她对每一位美术工作者的指导意义，让读者拿到她感兴趣，读了之后有收获，成为打开普遍存在问题的开心钥匙，让人真心拥戴。
 
导向性、学术性、知识性与信息量的统一
薛永年（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回顾《美术》杂志的历程，不仅是检阅成绩、增加信心，也有利于结合当前的使命总结办刊经验。为了在当前国际语境下发展软实力，实现美术大发展大繁荣，为中国美术以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价值观念走向世界，我想有几点经验值得总结。第一是定位不同于市场经济下各种民办的美术刊物，在政策性与学术性统一的前提下发挥市场效益，不能完全靠市场机制，有必要争取政府和文化基金部门的资金投入。第二是在面向广大美术家的同时注意向广大爱好者普及美育的职能，继续扩大刊物的覆盖面，按中华民族的当代价值观和审美观培育读者。第三是继续致力于导向性、学术性、知识性与信息量的统一。既要举纲，也要张目，而且在栏目设计中加以充分体现。第四是在国际交流的宣传报道中，把跨文化的视野与中国美术对世界的独特贡献联系起来，树立大美术观念，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担负起塑造中国美术形象的使命加大对国际性展览特别是北京双年展的研究讨论。第五是建立密切联系各地美协、各专业委员会特别是理论委员会的日常渠道，研究新现象，发现新人才，了解新问题，探讨新经验，发挥组稿的前瞻性。第六是适当关注与市场关系密切的创作项目、展览、评奖、研讨会、画家集群区、文化产业创意区的问题，重点地组织调查与评论。这些方面，《美术》杂志大多已经注意到了，也做了不少，希望统筹安排，做得更充分，还可以每年出个面向海外的专号，扩大传播范围与力度。随着编辑队伍的年轻化，相信一定会办得更有生气。
 
《美术》杂志仍然反映着美术发展的主流精神
孙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美术》杂志的影响之下成长。这个过程中，《美术》杂志经历了很多运动，很多时代的不同变化，但始终在反映中国美术主流发展方向与状态。我觉得尤其在过去，在“文革”之前，好像每一个重要时期，每一年好的作品都是在《美术》杂志上发表的，《美术》杂志发表的作品也就是指导大家的艺术方向的作品。8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精神也一直贯穿在《美术》杂志里。虽然说现在国内各类艺术杂志很丰富，很多样，但是《美术》杂志仍然反映着美术发展的主流精神，毕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主管下的刊物。当下时代精神的宽松和多元，折射在《美术》杂志办刊路线上，不是某主编某个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实际上，不是今天社会有主流，过去有主流，哪个时代都有主流。希望杂志办得更加开放，经常进行学术探讨，接受学术上的争鸣，吸取不同意见来决定自己的方向。
 
避免既往将烧饼两面都烙糊的极端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孔夫子有“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说。人如是，事物是否亦大体如是呢。以《美术》而论，至2010年年届“60”，自然进入“耳顺”之年。诸家虽然对“耳顺”之意所释不同，但其共同点是明晓真假是非而知之至。“耳顺”之年已到，“耳顺”之境不易。今日“60”之《美术》，经60载风雨荡涤锤炼，是否可以说已臻深明是非纯然“耳顺”之境了呢？若果真如此，当为之庆幸；若尚有不明，自当继续努力。
《美术》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波折，有过几度文艺思潮的起伏。作为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在文艺思潮中自然是主旋律的阵地，不可能脱离政治，那么她在历史上的起伏就不是个人的孤立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可以谅解历史，但又要求后来者真正汲取历史教训，不犯错误和少犯错误，尽可能把握好“二为”与“双百”、社会制约与艺术自由、主旋律与多元、多样，即艺术方向与艺术规律的关系，避免既往将烧饼两面都烙糊的极端。她自然应该像创刊号那样坚持“人民美术”的立场，坚持真、善、美的底线，团结广大美术家，却也应该尽可能地趋于学术的深层。《美术》既在相当程度上担负着人民美术、社会主义美术的立场和应有的宽容度，又应保持得以自立的学术深度，尽可能地提高每一篇文字和每一件作品的学术质量，令人信服地朝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走去。她是否还应该多一些问题意识，譬如探讨在现代以至未来的中国文化架构，怎样以高水平的中国艺术有益于塑造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形象。
 
《美术》杂志是新中国美术的一面镜子
陈瑞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回顾《美术》60年走过的道路，我想可以套用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句话来说：《美术》杂志是新中国美术的一面镜子。
庆贺《美术》杂志60华诞，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再出发的题中应有之义。研究《美术》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建议编辑《〈美术〉杂志60年总目录》和《〈美术〉杂志编年》，作为总结历史、开展《美术》史研究的起步。
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刊物，《美术》杂志理所当然要坚守协会刊物的要求、延续弘扬主旋律的历史传统。刊物在大量报道协会活动，提供丰富主流美术信息的同时，希望能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全方位、多角度反映当代中国美术的面貌，不跟风，不盲从，深入研究艺术问题，显示独有的学术品格，这样才能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再现上世纪80年代《美术》杂志思想解放的辉煌，真正成为全中国美术家的刊物。
《美术》杂志当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处理一元与多元、主流与非主流、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语境，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中国的艺术与政治有着太多的牵连和瓜葛，受到太多的牵制和影响。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艺术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就会遭受极大的扭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新中国美术的旗帜，希望《美术》杂志提供相对自由的环境，构建相对宽容的氛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允许不同意见，甚至当时被认为另类和异端的思考的存在。美术创作和研究的繁荣，正是建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础之上。
 
最能体现新中国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美术刊物
郎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美协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美术组织，《美术》杂志则是办刊最久、也最能体现新中国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美术刊物。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党和政府主要通过中国美协组织全国性的美术活动，对美术家和美术创作实施管理，在“舆论一律”（毛泽东语）的社会情境中，《美术》杂志的权威性可以用“唯一”二字形容。其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泛，可谓空前。研究这一段历史固然还需从《美术》之外搜集材料，但《美术》杂志一定是绕不过去的。还记得我选择作近现代美术研究的80年代初，第一件事就是跑古旧书店，拼购一套尽可能完整的《美术》杂志。
改革开放以来，《美术》杂志仍然是中国美协的刊物，仍然承担着向美术家传导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的使命。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美协和《美术》杂志的职能和作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整体看，《美术》还是逐渐认可了艺术的多元化，强化了肯定本土艺术价值的声音，接受了艺术市场的影响。新世纪以来，由经济转型和对外文化交流带动的艺术现代化、产业化趋势，催生了包括报刊在内的大量美术出版物，《美术》杂志的“唯一”性不复存在，权威性和号召力也大打了折扣。她也要面对市场，面对多元竞争，面对生存压力，面对不断更新的社会文化需求。从大局看，这是好事，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历史的进步。中国正经历伟大的变革，这变革是探索性的，每一次的成功都不免伴随着挫折，而每一次的挫折甚至失败，都孕育着希望和成功。国家如此，个人如此，杂志也是如此。
 
评量她的地位与作用，必须作历史阶段性的观察
水天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原美术研究所所长）：《美术》杂志是新中国美术报刊中资格最老，延续最久的刊物，近几年杂志的质量又有显著提升。从中国美术的历史看，她的导向作用和影响力没有第二本杂志可比，但她的地位与作用因历史环境不同而迥然不同。因此，评量她的地位与作用，必须作历史阶段性的观察。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这是《美术》在中国美术界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阶段。建国初期是宣传和引导美术的整合与美术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阶段。《美术》杂志的前身《人民美术》在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美术（由文人画和现代主义绘画为代表）的批判上表现得激烈与极端，成为新旧社会急剧转折的象征。1955年以后，《美术》的表情趋于和悦，推动了美术创作的繁荣，传递了美术家响应“百家争鸣”的热情。中国的美术家跟随《美术》进入短暂的“文艺的春天”。1957年至1959年是《美术》杂志最具戏剧性变化的时期，只有川剧绝活“变脸”才可比拟。反右运动开始后《美术》编辑部的改组，使刊物以造谣生事，颠倒黑白为职志。其代表性的文献就是以捕风捉影，深文周纳的功夫对“江丰反党集团”展开的连篇累牍的批判。我们常说“以史为鉴”，不知道当事者有没有为那一段可耻的表演反省或忏悔。1960年之后，《美术》杂志的面貌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到1961年趋于明朗，那几年可以说是《美术》的“学术化”阶段，也是杂志的编辑质量空前提高的阶段，文字与图画的优雅与纸张印刷的粗劣对比强烈。经历了反右、大跃进与史无前例大饥荒的读者，从《美术》杂志得知美与艺术仍然健在。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4年到“文革”前后（包括“文革”后期的复刊），《美术》在这个阶段的地位十分微妙，她忙于追赶形势而乱了方寸。这个阶段的《美术》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地位而激进，为自己的生存而激进。如果说反右与“大跃进”中的《美术》左得可怕，这时候的《美术》就是左得可怜了。当极左浊浪席卷中国艺坛的时候，《美术》杂志原有的导向作用实际上已被剥夺。
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9年，这是美术杂志的新生阶段，刊物给予中国美术的影响既深且广。与五六十年代不同之处在于时代新风给予编者和读者的开放和自主精神。这使《美术》成为真正的艺术杂志，而不再是通过艺术来传达某种政策动向的杂志。
第四个阶段是1990年之后的十几年，《美术》的印刷质量大为改观，但她在美术界的地位和影响明显下降。媒体的多样化终止了《美术》对舆论的垄断，而编辑思路的变化，使她具有“同仁刊物”的色彩。
近几年《美术》杂志办得很好，编辑思路在扩展，学术分量在增加。在纪念60生辰的时候我要再次呼吁，应该研究和整理《美术》60年的史料，总结和探讨这本杂志与中国现代美术错综复杂的联系，建立“《美术》学”。
 
做一个编辑，当如履薄冰，尽心尽责，以生命相托
殷双喜（《美术研究》副主编）：今天我们纪念《美术》杂志创刊60年，具有复杂的感受，言不尽意。可以说，《美术》杂志最为鲜明地反映了新中国美术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与多变，在许多时候，她不仅具有风向标的意义，本身就是风暴或阳光的中心。20年前，在《美术》杂志主编办公室里，我看着头发灰白、身体瘦削的副主编吴步乃先生指着身后书架上的一排《美术》杂志合订本，平静地对我说：“这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一生都在这里了。”时至今日，我亦步前辈后尘，担任《美术研究》的副主编，似乎有所理解吴先生的真意。做一个编辑，看似平凡，但却肩负着重要的学术责任，当如履薄冰，尽心尽责，以生命相托。
我对《美术》杂志寄予期望。希望她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更加全面真实地展现中国美术的发展与现状，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美术的具有艺术公信力的窗口。就学术方面来说，希望杂志在保持政治敏感度的同时，更加注意中国美术的独特性与历史厚度，前者是指我们应该对中国美术从视觉文化的多种角度加以观照和研究，使美术从某种圈子文化进入更为广泛的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后者是指对于世界美术而言，中国美术的独特性和历史性，恰恰在于她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与关注现实和人民命运的现实主义品格。我们要认真研究新中国美术的历史，进入到新中国美术历史的深处，提炼出我们对于中国美术的独特认识。盲目崇洋的西方主义和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都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仍然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美术》杂志在建构美术的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吕品田（中国工艺美术馆馆长）：《美术》杂志首先是一本切合时代脉搏，反映艺术的国家形象的一本刊物。在与新中国共同走过60年的历程中，用自己的版面，全面介绍了新中国的美术创作，我觉得这样一个刊物形象，实际上也就是新中国美术的国家形象。《美术》杂志无疑是弘扬主旋律，表达主流价值取向的刊物，通过对艺术的取向和张扬，或者通过一种批评创造性地体现国家意识形态，把国家的主流价值取向转换为在艺术领域的一种判断选择，所以我觉得《美术》杂志在建构美术的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美术》杂志是团结美术家，关注创作，引领创作的一本杂志，她对于美术理论与创作的深刻影响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再次，《美术》杂志还是团结美术理论工作者，促进美术研究，尤其是美术批评的一份刊物。美术一直是中国美术工作者们最看中，最重视的一个理论阵地，美术批评是《美术》杂志的灵魂和核心，实际上60年中对中国美术方面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美术现代形态的塑造作用是通过美术批评来实现的。美术界的很多风格、形式或者是趣味，审美风尚的流变都和《美术》杂志的导向和选择有着紧密关系。另外，《美术》杂志拥有最广大的专业读者群和高度的专业地位。在长达60年的历史当中，赢得了广大专业读者，有最广大的美术家作为自己的读者群，从而使得她的影响有了更广大的扩展。
 
希望我们相互合作，加强联系，面对新形势，研究新问题
李一（《美术观察》杂志主编、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秘书长）：《美术》过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现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将来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与《美术》杂志结缘于年幼时，最早看到《美术》杂志是“文革”时期在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山东曲阜师范学校图书馆，记忆犹新，由此开始萌发学习美术的愿望，后来走上美术这一行，也一直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做美术研究，《美术》更是我案头必读的杂志。
与《美术》近距离接触是1996年参与《美术观察》工作之后，相比而言，《美术》杂志是兄长，《美术观察》是小弟。《美术》60岁，《美术观察》才15岁，加上其前身《美术史论》（1981年创刊）还不到30岁。所以《美术》一直是《美术观察》学习的榜样。在具体的办刊过程中，《美术》杂志的老前辈，各位兄长都给予《美术观察》大力支持和关爱。我们每次开选题会，都认真学习研究《美术》近期的编刊动向，作为最重要的参照来确定我们的选题。
希望我们相互合作，加强联系，面对新形势，研究新问题。研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在众多的杂志竞争下，纸媒体面临电子媒体严重挑战时，如何生存和发展，更需要兄弟间的密切合作。
 
《美术》杂志应该在全球化格局中发出中国美术的声音
张晓凌（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今天美术类的杂志很多，但是《美术》杂志作用和地位不可替代。有三点值得肯定。首先可以作为一部新中国的美术历史阅读，详实可靠，而且有唯一性。其次，半个多世纪以来《美术》杂志成功地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塑造昂扬向上充分表现民族文化精神、以崇高性审美为表质的主体价值观，从创刊到改革开放，始终代表国家民族的价值观，这也是和其他杂志是有区别的。再次，《美术》杂志在新中国美术形式的分割方面发挥很大作用，在她的引领下通过几代艺术家努力，创造出以现实主义为基础融合民族文化元素的新中国美术体。
提几点意见：
第一，对中国当代美术发展中的一些热点问题或者是一些具有学术价值、值得探讨的问题应该加强关注，不应回避当下中国美术的热点问题，不管批评还是褒扬都应该有一个态度。
第二，加强美术本体问题的探讨。国家文艺政策并没有限制研究学术本体问题。我们比较集中关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国家重大文化事件，对微观的、学术本体东西探讨得比较少。
第三，作为国家主流杂志和国家高端媒体平台，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出我们自己的艺术大家和新艺术家，推出自己的文化英雄，而不仅仅是每期上几个名家。我们当下没有国际顶级艺术家和文学家，《美术》杂志责无旁贷。应该像《美国艺术》《世界新闻》一样成为一个世界级品牌，在全球化格局中发出中国美术的声音。
 
80年代的《美术》奏出了新时期美术运动的强音
邓平祥（中国油画学会理事）：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一名画家的身份而步入美术批评领域，并以理论的视角思考美术相关问题的。而之所以有这个转换，主要源于是我的美术理论文章《思考八题》在《美术》杂志的发表，这是我的处女作，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时的《美术》杂志，应该是《美术》60年历史上最为耀眼的时期，她以敏锐的视角，新颖的思想，现当代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领域中，对中国美术的变革，新一代优秀画家和美术批评家的涌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回忆起这些我就不禁要想念当时的《美术》主政者邵大箴、何溶、吴步乃、夏硕琦、李松等先生及一些年轻的编辑，如高铭璐、栗宪庭、王小箭等，我由衷地感谢他们，向他们致敬。《美术》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专业杂志，她和《中国美术报》《美术思潮》《江苏画刊》《画家》等一起奏出了中国新时期美术运动的强音，此时，中国文化界在思想观念上的很多禁区，艺术形态上的很多问题，艺术哲学上的现当代思考等等，都是通过《美术》率先冲破和提出的，她影响和造就了新一代的艺术家和美术理论家。他们中的佼佼者，在二三十年过去之后，至今活跃在中国美术的舞台上，成为新时期美术创造和美术批评的主力。
 
《美术》杂志未来的生命力依然会很旺盛
贾方舟（中国美术批评家网主编）：我从1961年就开始订阅《美术》杂志，那时我还是一个初涉专业不久的学生，《美术》所给予我的滋养和启迪开启了我解读艺术的门径。后来，我从一个读者变成了一个作者。1982年，我应《美术》征文投稿，一个月后即被采纳，并应邀出席了编辑部组织的全国美术理论讨论会，从而认识了诸多可以讨教的美术理论界的前辈，我从此“半路出家”，转向了理论与批评这条不归路。1983年底，我被《美术》杂志借调到编辑部来，又从一个作者变成了特约编辑。就工作和吃住在编辑部一间狭窄的办公室内。虽然只工作了半年，但我从那些长期兢兢业业恪守在编辑岗位老领导、老编辑身上学到好多可贵的品质，也深受他们的关爱和指导。可以说，我就是《美术》杂志培养出来的一个作者。
我把五六十年代称为《美术》杂志王朝闻时代，80年代是《美术》杂志何溶、邵大箴时代，也是《美术》杂志包容着各种潮流和不同的学术观点的时代。但到90年代，《美术》杂志不再是一本全面反映艺术走向和包容不同学术观点的刊物。也因此，我从90年代以后的十几年中，与《美术》杂志没有任何关系。我想说的不止是我，一大批批评家和《美术》杂志没有了关系，问题是出在我或者这些批评家身上，还是出在《美术》杂志身上？在纪念《美术》60周年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我感到高兴的是，《美术》杂志开始重新回转到原有的状态上，开始成为真正代表中国美术发展历程，全面反映中国美术发展历程的重要期刊，我感到《美术》杂志未来的生命力依然会很旺盛，未来的路也会走得更好，在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美术》应承担好美术理论建设的重任
梁江（中国美术馆副馆长）：《美术》涉及面广，真实地呈现出每一时期中国美术的状态和走向。几十年来，结合创作现状开展过许多实践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对繁荣创作，推举新作和新人起了重要作用。《美术》杂志的几十年，见证和记录了新中国美术行进的足迹，构成了一部活态的当代美术史。显然，《美术》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杂志所无法替代的。
对于21世纪的中国美术，我们面临的学术新课题很多，现在更需《美术》杂志承担起责任，组织力量研究问题，为创作及相关活动提供学术支持。例如，对中国当今艺术的现代性诠释就是很具现实需要的一个。以往，现代性大多被片面理解为与西方接轨，民族性则多与传统、保守连在一起。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显然不利于艺术发展。
其实，中国艺术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有着内在关联。文化和审美领域的民族性追求，传统文化价值的自我认同本是现代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当代社会的立体视阈之下，现代性是中国艺术的时代性价值追求，而民族性则是现代性生成的内在动因和主体语境。离开了民族性和历史传统延伸的维度，中国的所谓现代性便失去了存在的合法依据。当代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问题离不开中外融通、古今转换、自律与他律这三个基本问题。不言而喻，现代性是中华文化的现代性，民族性则是现代的民族性。这样的学术支点，可为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提供一种富于创新性的思维向度和审察视野，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能区别于以往的简单化个案研究和历史考察思路。立足中国语境，研究中国问题，体现在观念和方法论层面上，就是实事求是。这些，都与既往的学术积累，与中国的文化资源，与当代的语境以及文化艺术推衍递变的逻辑连在一起。从美术研究的角度看，《美术》月刊应承担好美术理论建设的重任，从学术积累的基点去推动发展和创新。
 
《美术》杂志应当向艺术品市场扩容
邵建武（《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组长、高级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的运行靠政府拨款，而美术家大多则生存靠政府、发展靠市场，因此，在美术家与市场之间，有着不少的问题应该讨论，有着不少的纷扰需要分析，有着不少的课题可以建立。这其中就有《美术》杂志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资金来源比较充盈，或者说融资的手段比较便捷，许多年前一度沉寂的美术类报刊近年来日见回暖，市场类的杂志更有风起云涌之势，国办的、民营的，老牌的、新生的，正规的、打擦边球的、非法入境的，学术的、娱乐的、不三不四的，正式的、混饭吃的、还有骗饭吃的……应有尽有，我们不希望重回一花独放的当年，但也希望如《美术》这样的杂志不这么温良恭俭让，而应该多一些锋芒，为一些公认的原则、为美术事业的健康发展放胆开展批评。
中国艺术品市场重新起步只有十余年，便引得了全球注目，便引得了上下操心。所以令人注目，就在于其中有生存的希望，有发展的契机，有令人遐想的神话，数以亿计的成交价有着十分强大的号召力；所以令人操心，就在于其中的运行有时处在无秩序状态，其中的取舍有时展现非理性状态，我们在这厢坚守的规则在那厢却被无情搅乱，我们在这厢秉持的原则在那厢却被轻视忽略，我们在这厢臧否的人与事在那厢却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说法。关键是，许多的冲动起源于伪专家的推动，许多的忽悠以学术的方式呈现着。宫廷口味不可一世，文博专家越界擅权，引首边跋从古题到今。赝品如此泛滥，亟待学术主持。鉴定如此混乱，亟待学术干预。资本如此咄咄逼人，亟待学术砥柱中流。这许多的方面也正是《美术》杂志可为当为之处。于人于己，《美术》杂志都应当向艺术品市场扩容。
 
当充满自信地办好《美术》海外版
吴为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雕塑院院长、美术研究所所长）：《美术》记载了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历程，也是培养美术家的摇篮。1976年，全国恢复五大刊物，《美术》是其中之一。青少年时期的我省下所有零花钱订了《美术》，在乡镇中学读书，每个月最期待的就是从北京东四八条寄来的《美术》，在每期发表的作品中找到临摹的范本，并且“认识”了很多美术家。至今，那些仍然影响我艺术思想和创作的名作都是来自于《美术》。我14岁开始向《美术》投稿，1988年第一次发表我的美术评论文章，2000年第10期“青年美术家栏目”介绍我的雕塑作品。2008年又以十多个版面全面介绍我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雕》，在我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能从《美术》获得了自信与激励。美术界的同仁特别是中青年美术家都有同样的体会，正是在这种激励中，一代又一代的美术家成长起来。
今天，随着国力的不断强盛，文艺繁荣，《美术》作为大国文化的传播媒体之一，应成为中国美术界与世界美术界对话的平台。我们让中华文化“走出去”，为构建一个多极多元、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的文明世界做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贡献。《美术》有数万美术家的作者群，其背景是改革开放30来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社会，当充满自信地办好《美术》海外版，聘请海外编委与海外观察员，精选文章、作品以不同的版本向国际社会推出中国的当代美术和优秀的传统美术，在国际交流和平等对话中进一步明确文化身份，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使《美术》成为“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世界性刊物。
 
艺术的鲜活和思想的锐利可谓《美术》文本的一大特色
丁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美术》从创刊伊始直到今天，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她已然是一份最为中国美术工作者认同的刊物，名副其实地成为新中国最有影响和文献价值的美术专业刊物。尚没有另一份刊物可以替代《美术》的独特地位。历史地看，一份刊物做到了这一点，夫复何求！
可以说，几乎大多数重要的作品和艺术家都是通过《美术》而获得巨大的影响的，尤其是那些当时尚处在未成名阶段的艺术家，他们一旦在《美术》上留下了他们最初的创造足迹，就仿佛为其展示了一条越来越宽广的道路。因而，不知有多少艺术家要对《美术》由衷地心存感激。如果要以一种本真的方式来纪念《美术》，那么列出一个长长的、耳熟能详的艺术家的名单就已足矣，因为，中国的当代美术史离开他们的话，就庶几无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本杂志的骄傲。编辑的眼光、胆识和评判尽在其中啊。
当然，《美术》不仅仅有创作风采的记录，而且也有艺术理论和批评的张扬。于今看来，未必所有的文字都会是不刊之言，但是，与创作一样，她们也是时代的产物，可以印证作者们的真实的思想进程。拉开历史的距离看，她们当然也是认识当代中国美术的一个有机部分。需要强调一点的是，《美术》发表过的一些文字不仅仅精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们不乏巨大的启迪力量，不只是在美术界引人思考，而且还曾在美术专业之外激起进一步的反响。艺术的鲜活和思想的锐利可谓《美术》文本的一大特色。
 
当代主流媒体需要具备更高的学术性追求和更加包容的办刊体系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20世纪有哪一种杂志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影响最大？当然非《美术》莫属。一般来看，《美术》反映的是国家主流的美术思想和价值观，但艺术本身自有其规律，《美术》深远的影响力恰恰说明了她在尊重美术本体、推动中国美术创作和体制建设方面能起到的作用，几代《美术》人的编辑思想也体现了各具特色的艺术观，他们在办刊过程中对中国现当代艺术作品和现象的取舍和藏否，以及史论著述，共同建构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学术研究的光荣景观。
进入新时期，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中外当代艺术创作生态，都有了巨大的变化。艺术从来都不是象牙之塔，当代国际艺术主流对“观念”的重现，便将美术对当代社会文化和体制的价值探索批判强调到了极致，她反过来要求主流媒体需要具备更高的学术性追求和更加远大并且包容的办刊体系。当代《美术》正站在这个转折点上，我深切地寄望《美术》能担当引领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的重任。
 
努力提升策划能力和管理水平
张文华（《美术》杂志副社长）：回顾《美术》杂志60年的光辉历程，总有一种灵魂和精神在激励着我们。那就是为社会主义美术服务和为广大的美术工作者服务的坚强信念。60年来，广大读者的无比信赖和热情支持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们取得成绩时，有读者的真诚赞赏，在我们遭遇曲折时，有读者的诚恳批评和建议。应该说，来自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厚爱，一直是我们克服困难和改进工作的精神动力。
随着国家经济的崛起和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美术事业的整体发展已经越来越快。《美术》杂志正在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严峻的时代挑战。文化建设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编辑和管理者，我们必须要有大胸怀和大气魄，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有学者的眼光和记者的敏锐，不断提高政策和理论水平，多研究实际问题，多倾听读者的反映和呼声，积极投身于当代美术的发生现场，敢抓热点和焦点问题，加强服务意识，努力提升策划能力和管理水平。
 
新的起点：形象鲜明的国家美术杂志
尚辉（《美术》杂志执行主编）：今天我们在首都北京，隆重召开了纪念《美术》杂志创刊60周年的座谈会。首先，感谢在百忙之中莅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的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的诸位与会领导，感谢能够亲临会场的曾担任《美术》杂志领导工作的主编、副主编，以及曾在《美术》杂志社工作过的老同志、老编辑，感谢出席今天座谈会的所有编委。这个会议令人感慨，也令人兴奋。令人感慨的是，今天有这么多前任主编、副主编和曾经在《美术》编辑部工作过的老同志能够在《美术》60岁生日的时候欢聚一堂，共同回顾这本与共和国同行的专业期刊走过的60年的风雨历程，这并不平坦的60年，的确让当事人与旁观者心生感慨，因而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沉甸甸的回顾。令人兴奋的是，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因为会上这么多领导、编委和专家学者，对《美术》杂志以后如何办刊、如何发展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希望，这就是把《美术》办成形象鲜明的国家美术杂志和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美术窗口杂志。60年来，《美术》有许多值得深入总结的办刊经验，但对于这本国家美术杂志而言，最重要的经验可能是如何处理好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尊重艺术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
据了解，国内有些青年学者已经着手《美术》这本期刊的研究，本社也已开展一些基础性研究的建设工作。今年，拟编纂出版《〈美术〉60年文粹》，把60年来各个时期较有影响的文论汇集成册，并附60年《美术》杂志的总目录。这项课题工作繁重，但我们有信心做好，把它作为《美术》60华诞最好的纪念。